当前，印度新冠疫情全面失控，无数人在煎熬中死去，大街上弥漫着焚尸的味道。
而中国人民则刚刚渡过一个热闹、拥挤但美好的五一长假。
正如基辛格在《论中国》里说到：“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
新冠疫情爆发后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，各行各业为战胜疫情而争分夺秒。
一群人把研发出“战胜新冠的终极武器”—疫苗作为自己的使命，日以继夜，呕心沥血，甚至付出了生命。
目前国内已经有4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，其中包括3款新冠灭活疫苗和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。预计到明年，中国将有9-10亿人接种新冠疫苗，可达到实现全民免疫的标准。
正如陈薇院士所说：“强国为民”“除了胜利，别无选择！”
在若干年前，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让中国有了自己的狂犬疫苗，白喉疫苗，牛痘疫苗，黄热病疫苗，卡介苗和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，守护了无数人的生命。
直到现在，我们依然受益于此，他被称作“中国疫苗之父”。
他破解了世界性难题，发现了有“拿破仑盲军之谜”的沙眼病衣原体，因而被称为“世界衣原体之父”。
他就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，中国免疫学奠基人——汤飞凡。
纪念邮票
01心怀理想的少年
1897年，汤飞凡出生在湖南醴陵。
汤家诗书传家，虽然到了这一辈已经落魄，但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。
12岁那年，汤飞凡来到长沙，进入湖南中路师范附属学校读书，不久后他考进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工科学习。在这里，他开始阅读医学书籍，并结识了不少爱好医学的朋友。
让汤飞凡下定决心学医的是他的一次偶遇。
一次，汤飞凡去萍乡煤矿参观，遇见颜福庆(湘雅医学院创建人之一)和一位同伴，他们手里拿着木盒子。汤飞凡很好奇，颜福庆告诉他里面装的是显微镜，用来为矿工检测十二指肠病。
汤飞凡提出给他们帮忙，于是颜福庆教他怎样使用显微镜，怎样在标本上找虫卵。这让汤飞凡大开眼界。那天以后，他决定不仅仅成为一名治疗疾病的医生，而且要研究它的原因。
1921年，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汤飞凡
研究出病因，把后置的治疗疾病提前到预防疾病，这样能让人们降低生病的概率，减少痛苦，这比治病还能救更多的人，这成为汤飞凡的伟大理想。
颜福庆告诉他，自己马上要筹建湘雅医学院，他可以来报考。
1914年春天，颜福庆和美籍医师E．H．胡美一起创建湘雅医学院招生，汤飞凡毅然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，报考成为第一批学生。
报考的时候有个插曲，汤飞凡从乡下来的，之前并没有学过英语，在湘雅入学考试中他向主考的胡美医师提出暂免英语考试，日后补考。胡美被他决心与勇气打动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汤飞凡以优秀的成绩被破格录取。
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文献都由英语书写，所以，汤飞凡必须打败英语这个拦路虎。
他开始恶补英语，一本厚厚的英语字典都被他翻破了，他读成了个大近视。有一次放假回家，没戴眼镜的他竟然把别人错认成自己的父亲。
经过7年的刻苦学习，汤飞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，获医学博士学位。要知道，因为毕业要求严格，同学中只有几十个人能够顺利毕业。
那一届毕业生中出现了两名未来中国医学届的泰斗，一位是汤飞凡，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、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专家张孝骞。
湘雅校徽
02赤子之心，报效祖国
1921年，从湘雅毕业后，汤飞凡进入北京协和细菌学系学习，后获得哈佛医学院的奖学金，前往美国跟着著名细菌学家秦思尔教授深造。
秦思尔教授是一名博学的教授，此时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、病毒等微生物。汤飞凡跟随老师加入到了病毒学开拓者的行列。
可以说，只要潜心研究下去，随即而来的就是鲜花和荣耀。
1928年秋天，汤飞凡收到了一封信。
写信的人是他的恩师颜福庆，信里描述了中国医学艰难前行的现状，老师邀请他回国发展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。
那个时候国内局势动荡，条件恶劣，并不适合做科研，而在美国，汤飞凡有优渥的生活，良好的科研环境，回国并不是个好的选择。
与家人
我的祖国需要我，汤飞凡不假思索地向秦思尔教授提出了辞呈，1929年春，他回到上海，就任中央大学细菌学副教授。
此时的中央大学条件简陋，连最基本的实验室都没有。汤飞凡从零开始建设细菌学系，把自己的显微镜捐出来，又通过私人关系多方寻求支援，才勉强装备起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。
1932年，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独立，并更名为上海医学院，汤飞凡升为正教授。同年，他应聘兼任中国最先进的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。
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，汤飞凡同时进行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。从这个时刻起，他就开始了对沙眼的研究，并且有了自己初步的看法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对当时流行的流行性腮腺炎、流行性脑膜炎、流感、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进行研究。
短短几年，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余篇。
汤飞凡在实验室
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，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科研桌。汤飞凡毅然告别了科研：
他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，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。他所工作的救护站，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，数次几乎被击中，但身高1.60米的汤飞凡却镇定地说：我干这个最合适，因为我目标小，炮火打不中我。
03中国疫苗之父
1938年，汤飞凡来到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地的重建工作。不久后，迫于日军进逼，1938年10月防疫处再次搬迁到昆明，汤飞凡又来到了昆明。
战乱期间，中央防疫处的条件非常艰苦。
1943年，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作者李约瑟博士，到昆明考察中央防疫处，他在英国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其中写道：
汤飞凡面对的就是这么个一穷二白的局面，但是他毫无怨言。他和同事们以国家需要为己任，争分夺秒地研发出各种疫苗。
战争中，不断有人受伤，急需大量的青霉素，否则就会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。但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军事机密，更重要的是，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高产株的青霉素。
中央防疫处群体技术人员合影留念
但在汤飞凡心中，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就要尽力而为。
为了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，他带着防疫处上上下下四处寻霉，终于有一天，奇迹发生了，他们从同事的长了绿毛的皮鞋上分离出了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。
汤飞凡据此研发出了中国首批5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成功研制出青霉素的七个国家之一。
在艰苦的抗战期间，汤飞凡凭借自己所学，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、白喉疫苗、斑疹伤寒疫苗、牛痘疫苗，挽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。
“中国疫苗之父”，非汤飞凡莫属。
04建设新中国
1949年5月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汤飞凡的老师、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教务处长、美国医师胡美许以优厚待遇，邀请他赴美工作。
汤飞凡回绝了，他说：
新中国成立后，汤飞凡担任了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、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。
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，而国内没有足够的疫苗，从苏联进口也不现实，于是汤飞凡带领大家突击研制，只用了两个多月，就制造出菌苗900余万亳升，成功遏制了华北鼠疫大流行。
20世纪50年代汤飞凡摄于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
新中国成立后，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黄热病流行，到这些地区开展工作的人员需注射黄热病疫苗。汤飞凡用1947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17-D，制出了国内黄热病疫苗。
此外，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，我国能够在当时简陋条件下大批量生产天花疫苗，这使得中国在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，比全球消灭天花足足提前了16年。
可以说，汤飞凡为新中国的预防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1954年，汤飞凡向卫生部提出申请，停止一切行政职务，因为他要重新开始进行中断了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。
沙眼，如今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，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，中国还流传着“十眼九沙”的说法，世界上更有四分一的人口是沙眼患者，沙眼成为导致失明的主要病因之一。
为了找出其致病的根源，对症下药，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奋斗了数个世纪。
在此之前，日本人野口英世曾宣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—颗粒杆菌，一时名声大噪，被写入了日本教科书。
而汤飞凡对此却表示怀疑，他多次试验，甚至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，最终证明该杆菌确无致病性。
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，获得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同，野口就此从日本教科书里消失。
但是真正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呢？汤飞凡想要亲自找出答案。
1955年，经过多次试验，汤飞凡终于分离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，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，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1957年除夕，汤飞凡再次以身试险，他将病毒滴入自己的一只眼里，在其后的40天内，他坚持不做治疗，红肿着眼睛，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，彻底地解决了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。
汤飞凡的发现，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。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。
以上海为例，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%，两年以后降到5.4%。
1970年，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、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，汤飞凡被称为“衣原体之父”。
据说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、病理学教科书，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，都写到,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。
1980年6月，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(IOAT)的一封短函：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，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，并打算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他。
可惜的是，汤飞凡已经于1958年去世了。
1982年11月中国科学院追授汤飞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奖。
1992年11月22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，以纪念我国这位世界上最早发现沙眼病毒的著名专家。
05结语
2020年，新冠疫情爆发，瘟疫肆虐。还好，后来人接过了汤老的接力棒，继续守护着国人。
让我们永远都怀念那个从湖南走出的矮小少年，他为了祖国和人民，放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和现世安稳；他心怀天下，用毕生实践了自己的理想：
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”。
请记住，他的名字，汤飞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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